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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晓义提出了三点结论：一是超过保证基本生活的需求，比如维持工作时原有收入水平或追求更富足生活，不属于第一层次（支柱）的功能，应当由其他支柱承担。二是基本养老金应当遵循“收入再分配公平优先”的原则。三是基本养老金最优的运营模式是现收现付制。

　　养老金融是一篇大文章，可以讨论的空间非常广泛，今天我主要从现实需求的角度出发，与大家分享四个比较浅近的议题。

　　我国养老金体系具有三个基本的功能，即再分配、储蓄和保险，但我们应该明确一下，在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中，这三个功能是混合的，还是分别对应不同的层次或不同的支柱？基本养老金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

　　在我看来，在不同历史文化传统背景下，养老金多元性结构的特质是有差异的：所谓多层次是一个纵向叠加的结构，而多支柱是一个横向并列的结构。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提到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包含了一个主次有序的叠加关系；而1994年世行报告里提到的多支柱展现的是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伙伴之间平行合作的并列关系。我们现在提出构建“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我以为这其中有坚持立足国情、兼容并蓄的含义，但明确各部分承担的相应功能仍然是必要的。

　　显然，第一层次（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的功能就是保障参保老年人基本生活。基于这一基准定位，可以推出三个小的结论：

　　结论一：超过保证基本生活的需求，比如维持工作时原有收入水平或追求更富足生活，不属于第一层次（支柱）的功能，应当由其他支柱承担。

　　结论二：基本养老金应当遵循“收入再分配公平优先”的原则。现有激励机制的设计已经较为充分，关键是落实，而不是再过度强调效率原则而进行大开大合的改革。

　　结论三：基本养老金最优的运营模式是现收现付制。如果当中附着有储蓄积累的功能，也应该把它移出到其他层次或者战略储备基金。现在已经在进行的基本养老金结余的市场化投资运营，只是一种辅助的或过渡的形态。

　　推论一：探讨采取费率平移的策略，比如适当降低基本养老保险费率，把它转化为企业年金的强制费，即“转一为二”，把原来一部分再分配功能转变为储蓄功能。

　　推论二：这种转化有可能带来基本养老金现有替代率降低的后果，所以要评估或测定一个转化的量，划出底线，确保原有基本生活保障功能不能丧失。

　　推论三：将转出部分投入到市场化投资运营，一定可以激发出新的金融创新活力，从而实现整体养老保障制度功能的最大化。

　　目前，我国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合计参加人数超过7000万人，基金结存超过5万亿元，已有600多万人领取年金待遇。但现实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这两个年金制度是分立的，在强制程度、供款标准、税优政策、管理模式、资金虚实等方面都各不相同，且处于分割、零散的状态，很难带来长期的高收益，参与投资管理的机构也是成本倍增。

　　我认为，把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合并为统一的职业性年金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这其中有很多问题要解决，比如统一规则、加强税优、集约化管理等等，当前比较急迫的问题有以下两个：

　　一是做实职业年金。现状是个人缴费是做实的，单位缴费是半空半实的，也就是一个半DC（缴费确定型）半DB（待遇确定型）的结构，很容易形成责权不清的历史债务，不具有可持续性。所以，应当尽快解决目前的空账问题。当然现在地方财政很难在短期内筹资补齐，但我们总要瞄准一个目标，特别是理论界、学术界有一种社会责任，应该把这种现象的不合理性指出来，把目标定出来。

　　二是搭建年金的转移平台。一部分人在就业岗位转换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随同转移接续比较困难。对此，有没有可能借鉴人才流动中心的方式，设立公共的或政府指导下市场化的年金托管中心，来保护和延展这些流动就业人员的职业性年金权益；对其中转为灵活就业的人员，甚至可以考虑直接转到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这也是我们正在研究的打通第二、三支柱的课题。

　　这两个问题都不是现行政策框架下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立足现实，着眼长远，创新规制。妥善解决这两个问题，可以增加养老金市场的资金总量，提高市场运行的规范化程度。

　　在调查中，我观察到有三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市场投资规模和规制。

　　第一，现行规定中，企业年金计划订立与更改要进行内部民主程序，这无疑是适用于传统国企。但在所有制多元化的背景下，如果我们拘泥于这样一种程序，会使众多的小企业、民企望而却步。为了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能否适当降低内部民主程序的实施强度，或者创制新规——比如小企业、民企订立或参加年金计划，可由地区工会代表参与民主讨论，保护双方利益；又比如在自动加入的模式下，个人有自主退出的权利等等。

　　第二，职业性养老金的投资决定权的归属问题。现在实际遵循的是供款优先原则——单位供款比例高，个人供款比例低，所以由单位决定投资选项，但容易被诟病为“越俎代庖”。如果改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会扭曲少数人的意愿，投资决定程序也过于繁琐。如果改为个人自主原则，完全由员工自主投资，也可能导致比集中决策效率更低等问题。这个问题需要与时俱进地加以解决，不能墨守成规。

　　第三，优化投资管理问题。随着我国年金规模的扩大，如何适时适度放宽投资领域，增加投资管理机构，甚至可以考虑将年金机构准入资格变为产品准入模式。另外，需要探索形成养老金ESG投资的一套规制。

　　第一，抓紧最后时机，增加战略储备。通过对比近10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储备率情况，目前战略储备规模达26016亿元，比10年前增加了1.9倍，但随着退休人员快速增加和养老金水平提高，其可支付月数仍只有半年多，比10年前还低半个月。今年我国将超过人口中度老龄化的界限标准，2035年预计超过重度老龄化的标准，所以要抓紧这十来年的时间，努力扩大战略储备规模。

　　第二，把订立战略储备基金支付使用规则提上日程。2030年前后，全国社保基金必定出现由净流入到有进有出的质变，有必要现在就着手研究制定支出规则，包括如何触发基金的使用，必经的程序是什么，投向和投量怎么把握，各方的权责等等，这些都需要早做谋划。